2.1.1.4.1 《自私的基因》
第1章 为什么会有人呢？
生命有意义吗？人生目的何在？人是什么？我们在面对这些深刻的问题时，无须再求助于怪力乱神。著名动物学家辛普森（G.G.Simpson）在提出上面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曾这样说过：“现在我要讲明的一点是，1859年之前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我们将其全部置于脑后，我们的境遇会更好些。”【尾注】亨利·福特：“历史或多或少都是废话”。当你真正开始回想前达尔文时代对诸如“人是什么？”“生命有意义吗？”“人生目的何在？”等问题的答案时，你所能想到的任何一个答案，除开其本身（一定的）历史价值以外，不都是一文不值吗？有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而所有1859年之前对此类问题的答案都属此列。
第3章 不朽的双螺旋
然选择有利于能熟练地制造生存机器的复制因子，即能娴熟地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在这方面，复制因子和过去一样是没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相互竞争的分子之间那种凭借各自的寿命、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的能力来进行的自动选择，像在遥远的时代一样，仍在盲目地、不可避免地继续。基因没有先见之明，它们事先并不进行筹划。
第4章 基因机器
生存机器的行为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明显的目的性。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生存机器似乎能够深思熟虑去帮助动物的基因生存下去（尽管事实的确是这样），还有生存机器的行为和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更为类似这一事实。我们看到动物在“寻找”食物、配偶或迷途的孩子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动物在那时的感受和我们自己在寻找时所体验到的某些感受一样。这些感受可能包括对某个对象的“欲望”，对这个向往的对象形成的“心象”以及存在于心中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出于自身的体验都了解到这一事实：现代生存机器之中至少有一种已经通过进化的历程，使这个目的性逐渐取得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特性。
第6章 基因种族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基因似乎具有自觉的目的，同时我们又有把握在必要时把我们使用的过分通俗的语言还原成正规的术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从根本上说，它采用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它所寄居的个体编制它们能够赖以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
第11章 觅母：新的复制因子
我们自觉的预见能力——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能够防止自己纵容盲目的复制因子干出那些最坏的、过分的自私行为。我们至少已经具备了精神上的力量去照顾我们的长期自私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自私利益。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如何审慎地培植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因子的暴政。
第15章 对于完美化的制约
如果适应性是由上帝设计的，他可能是为了让动物个体受益（它的存活或是广义适合度，当然这两者不是一码事）而进行设计的，也可能是为了让物种受益，甚至让其他物种，比如让人类受益（有神论者常见的观点），还可能是为了让“大自然的平衡”受益，或是其他某些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神秘莫测的目的。以上这些目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互为替代关系的。所以适应性究竟对谁有益，这真的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不同层次的目标/目的：
1、基因——复制、变异（发展)
2、载体——健康长寿、多模态IO的满足
3、意识主体——学习、创新
前两个层次的目标是被动的，是经过长期进化积累形成的。
如果没有二元论，第三个层次的目标也不过是被动的在前两个层次之上，通过意识过程涌现出来的。
“3、意识主体——学习、创新”与尼采的“苏格拉底文化”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总结和分析了三种文化类型：“苏格拉底文化”/“科学乐观主义”、“艺术文化”和“悲剧文化”，又称之为“理论的”/“知识文化”、“艺术的”和“形而上学的”文化。“有人受缚于苏格拉底的求知欲，以及那种以为通过知识可以救治永恒的此在创伤的妄想；也有人迷恋于在自己眼前飘动的诱人的艺术之美的面纱；又有人迷恋于那种形而上学的慰藉，认为在现象旋涡下面永恒的生命坚不可摧，长流不息……”（第115页）。
– “苏格拉底文化”是一种“科学精神”，“对自然之可探究性的信仰和对知识之万能功效的信仰”（第111页）。简言之，就是两种相关的信仰：其一，自然是可知的；其二，知识是万能的。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苏格拉底：“知识即德性”。
– “艺术文化”：“悲剧”之外的其他全部艺术样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了解的艺术。是“通过审美获得解放”，或者尼采的讲法是“在假象（Schein）中获得解救”。尼采：“希腊人认识和感受到了人生此在的恐怖和可怕：为了终究能够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恐怖和可怕面前设立了光辉灿烂的奥林匹斯诸神的梦之诞生”（第35页）。
– 尼采本人所主张和推崇的“悲剧-形而上学文化”。尼采对希腊悲剧下过一个定义：“总是一再地在一个阿波罗形象世界里爆发出来的狄奥尼索斯合唱歌队”（第62页）。希腊悲剧已经超越了两个分离和对立的元素——梦（阿波罗艺术/造型艺术）与醉（狄奥尼索斯艺术/音乐艺术），是他们的结合。这种二元性交合乃缘于希腊“意志”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奇行为，是一种“生命意志”在发挥作用。尼采：“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这种慰藉具体而清晰地显现为萨蒂尔合唱歌队，显现为自然生灵的合唱歌队；这些自然生灵仿佛无可根除地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隐秘深处，尽管世代变迁、民族更替，他们却永远如一”（第56页）。尼采赋予悲剧以一种生命/意志形而上学的意义，是“通过形而上学获得解放”。在尼采眼里，前面两种文化类型都是对“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这道艺术难题的逃避，而只有 “悲剧-形而上学文化”能够正视人世的痛苦，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解放悲苦人生。悲剧是个体的破碎，是“个体与原始存在的融合为一”（第62页）。这里所谓的“原始存在”（Ursein），在正文中则更多地使用了“太一”（das Ur-Eine）一词，实质上就是指变幻不居的现象背后坚不可摧的、永恒的生命意志。悲剧让人回归原始母体，回归原始的存在（生命/意志）统一性，“让人们在现象世界的背后、并且通过现象世界的毁灭，预感到太一怀抱中一种至高的、艺术的原始快乐”（第141页）。在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原始痛苦”与“原始快乐”根本是合一的。
《尼采的启示：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 https://mp.weixin.qq.com/s/fbZ2flTZgMV0-U2gnIiH9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