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1.2 环境

– “自我”的边界决定了自我,决定了“自我”与“环境”(进化的决定因素)的关系。“自动机是不能同它所处的环境完全分割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先说明自动机所运作的环境,就不能判断它是好是坏、是快是慢、是坚强还是脆弱。

– “自我”的变异+“环境”的选择:产生进化。子系统发展出新的模块/功能,复杂度大于母系统(复杂度下限:千亿)。

第五堂课 复杂自动机的一些考量 ——层次和进化的问题

二、关于复杂度(complication)

复杂度就是指复杂的有效程度,或者说是做事情的潜力。有目的地去做事的时候牵涉到的复杂程度。具有最高复杂度的对象就是那些可以做很困难的,牵涉很多事情的东西。

生命可以复制同自身相似的其他生命。生命是由基本零件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组合,从概率论或者热力学的角度看,这种组合的出现是极不可能的。唯一能够使得这个奇迹显得不那么神奇的解释是:生命可以复制自身。因此,如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个生命偶然出现了,那么,从此以后,生命就不再被概率法则所束缚,只要环境合适,更多的生命就会跟着出现。然而,从热力学的角度讲,这种“合适的环境”,比起生命本身的存在几率已经要高出很多了(But a reasonable milieu is already a thermodynamically much less improbable thing)。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概率运算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漏洞(loophole),而自我复制的过程恰恰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

生命这种现象是一种“统计的”规律。生命是用一大堆不可靠的原件搭建起来的一台可靠的机器,这台可靠的机器一定会操纵概率法则来“统计地”实现自身的存在。只有那些能够达到一定的复杂性并且突破了某个阈值的系统才有可能成功的利用“概率论中的漏洞”。

比起单纯的自复制,自然界中的生命更胜一筹,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会变得更加精巧。基因这种复杂度比人低一个数量级的东西,是如何蕴含了如此复杂的人类个体的信息的呢?一切生物都来自无生命混沌环境中简单的个体,它们逐渐演化出更复杂的东西,这些生命具有产生比自己更复杂之物的能力。

另一方面,当我们分析人工自动机的时候,却可以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通常一台机器总是比它能够制造出的零件更复杂。如果自动机A 能制造出自动机B的话,那么A一定包含关于B的全部信息,这样A才能按照这些信息把 B 制造出来。自动机的“复杂度”,或者说它的生产潜力,是不断降级的。也就是说,一个系统的复杂度总是比它制造的子系统要高一个数量级。复杂度是不断降低而非升高的,这个分析人工自动机得到的结论,和上面的分析生命本身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存在着一个复杂度的阈值,如果系统低于此阈值则它的复杂度就会衰退。虽然我们现在对于什么是复杂度以及如何测量复杂度还不甚了解,但是我认为即使我们用最粗糙的衡量标准,也就是系统中所包含的零部件的数量来衡量系统的复杂度的话,本结论仍然成立。这个阈值的具体大小,就取决于我们该如何定义基本的零件。复杂度阈值是一个决定性的临界点,低于它,组装生成自动机的过程就会走向衰退;而一旦超越了这个临界点,组装进化在适合条件下就会发生爆炸性的突变,每个自动机所制造出来的新自动机都比自己更加复杂,更加具备潜能。”

复杂度如何度量?复杂度的阈值到底是多少?冯诺伊曼也不知道如何来定义这个复杂度的概念,及如何计算出这个阈值。 冯诺伊曼给出了一种定性的描述,“这里的复杂度就是指复杂的有效程度, 或者说是做事情的潜力。这里我说的并不是一个具体对象牵涉到的复杂程度,而是它有目的地去做事的时候牵涉到的复杂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最高复杂度的对象就是那些可以做很困难的,牵涉很多事情的东西。”

75译者注:千亿这个数字很有趣,略作估算,会发现很多大数都处于很接近这个尺度的范围,除了上文提到的神经元激发能量消耗和物理下限之比以外,还包括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每个神经元在人一生中激发的总次数、每个神经元包括的蛋白质大分子数量、甚至银河系中间恒星的数量。宇宙和大脑有着一种比例关系。

2.2.1.1 《自复制自动机理论》

《自复制自动机理论》冯·诺依曼

书的编者是冯纽曼的助手Arthur W. Burks,遗传算法之父John Holland的博士生导师。

2.2.1.1.1 图灵机

第二堂课 控制与信息理论

五、图灵机

McCulloch & Pitts 自动机的基本结构是神经元,McCulloch & Pitts 得出结论,认为公理化的神经元体系同形式逻辑是等价的。

McCulloch-Pitts 的神经元模型

图灵关于有限自动机的结论:存在通用图灵机AU,具有以下性质:对于任何图灵机A和程序I,存在模拟程序IA,只要提供IA和I给AU,AU就可以模拟A 的运算,输出和A执行I得到的相同结果。AU 具有模拟任何图灵机去执行任何指令的能力,哪怕这个图灵机比AU 本身要复杂得多也没关系。因为通用图灵机本身的复杂性不足,可以由模拟器程序包含的内容来填补。这项研究的深刻之处在于,只要把通用图灵机恰当地制作出来,它就能够完成任意复杂的工作,因为其他的各种需求可以通过编写程序来满足。但是,只有当任意的图灵机 A 具有最起码的复杂度,从而能够实现通用图灵机的时候,它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换句话说,没有达到通用图灵机复杂度的系统,不管你给它写什么程序,都是不可能完成某些工作的。但是一旦复杂性超越了某一个确定的阈值,只要给予适当的程序,所有的自动机都能够相互模拟了。人类第一次具有了某种通用的工具,理论上说,只要任何人能够做到的事,这种工具也能复现此过程。

图灵还发现了自动机的极限。也就是说,无法制造这样一种自动机,这台自动机能够预测其他自动机在有限时间内是否能解决某个问题,完成停机。换句话说,虽然你可以制造能够模拟任何图灵机的通用图灵机,你却无法制造可以预测任何图灵机运行结果的“预测机”。做过的事情可以重复,但是没有做过的事情,却没有办法预测。

2.2.1 AI

我认为“人工智能”这个词很棒,但存在两个问题:“人工”和“智能”。拜伦·瑞希《人工智能哲学》06 狭义人工智能

科普类书籍:

《AI3.0》(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Guide for Thinking Humans) 梅拉妮·米歇尔 Melanie Mitchell

《人工智能全传》 (The Road to Conscious Machines: The St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迈克尔·伍尔德里奇Michael Wooldridge

《生命3.0》迈克斯·泰格马克

《AI新生:破解人机共存密码:人类最后一个大问题》斯图尔特·罗素

教科书:

现代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权威介绍、标准参考书《人工智能:现代方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斯图亚特·罗素 Stuart Russell,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

其他:

《科学之路:人、机器与未来》(Quand la machine apprend) 杨立昆Yann LeCun

《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佩德罗·多明戈斯

Annotated History of Modern AI and Deep Learning 详解现代AI和深度学习发展史 Jürgen Schmidhuber

人工神经网络的跌宕80年:文章介绍了现代主流人工智能研究范式——深度学习(其工具是深度神经网络DNN deep neural network)的重要发展里程碑

– 1943 人工神经元 皮特斯Pitts 麦卡洛克McCulloch(冯诺依曼《自复制自动机理论》中有相关介绍)

– 1949 赫布式学习理论(Hebbian Learning) 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行为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行为主义——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 伯勒斯·斯金纳(Burrhus F. Skinner)

– 1957 感知机(Perceptron) 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 ,1962 罗森布拉特 《神经动力学原理:感知机与大脑原理》(Principles of Neurodynamics: Perceptrons and the theory of brain mechanisms)

– 1974 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 保罗·韦伯(Paul Werbos)《Beyond Regression: New Tools for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85 联结主义(connectionist)并行分布式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多层神经网络(DNN) 大卫·鲁梅尔哈特(David Rumelhart)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罗纳德·威廉姆斯(Ronald Williams)”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propagating errors”

– 1980 CNN(卷积神经网络ConvNE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福岛邦彦(Kunihiko Fukushima),1989 LeNet-5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杨·立昆(Yann LeCun);1990 RNN(递归神经网络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杰弗里·艾尔曼(Jeffrey Elman)艾尔曼网络模型(简化递归网络)

– 2017 Transformer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 阿希瑟·瓦斯瓦尼(Ashish Vaswani)等”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人工智能全传》后记

作者和一位同事共进午餐。“最近忙着研究什么呢?”她问我。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科普书。”

“这世界上的人工智能科普书还不够多?你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有什么新颖的角度吗?”

我开了个玩笑:“这是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所走过的弯路和失败方向的书。”

她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么,这本书一定很长。”

人工智能故事的情节模式是“起起落落”。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从未间断,在此期间,研究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声明,宣称做出了重大突破,智能机器的宏伟梦想触手可及。结果这一切全都被证明是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人工智能就在虚假繁荣和过度萧条之间起起落落,甚至因而臭名昭著——在过去60年里,人工智能领域受到了好几次严重冲击,几乎将它就此毁灭。每一次毁灭以后,它都坚强地再起。

人工智能的故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从“黄金年代”开始,那是一段肆无忌惮的乐观年代,那段时间似乎所有的战线都取得了飞快的进步。接下来是“知识时代”,那时候的构想是让机器获取我们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知识。然后是“行为时代”,那时候人们坚决主张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再往后是现在的“深度学习时代”。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构想,还有那些贡献非凡想法的人。

《AI3.0》结语

约翰·麦卡锡等人在1956年的建议书中列出了人工智能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研究课题: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抽象概念和推理以及创造力。如今,这些问题依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核心的研究课题。2015年,微软的研究院主任埃里克·霍维茨打趣道:“甚至可能有人会说,这份1955年的提案,如果经过适当的重新整理,可以再提交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次,说不定还能获得某个激情满满的项目管理者的资助。”

2.2 从AI到AGI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可能世界(The world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osen)。”

从计算的角度扩展一下:不管计算机/AI发展到何种程度,这个世界里的可计算函数让我们足以预见该如何维持生活,而不可计算函数使生活和数学真理不可预知、留有趣味。

2.1.2.2 美剧人物的需求层次

2014/4/3

最近大热的美剧《纸牌屋》,男主角下木先生(Underwood)心狠手辣,因没有获得许诺的国务卿职位,利用其高超的谈判技巧、诡计权谋、厚黑手段、对人性弱点巧妙的掌控,开始了冷酷报复和追求权力的过程。

下木先生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环境中,能够爬上权力巅峰,他核心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纸牌屋》中政客们第一层的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下木先生的行为动机中应该有第二层安全的需求:保护自身财产、健康、家庭、职位、声誉的安全。官居高位,身边的人也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只有吃人或者被吃,用他自己的话就是Hunt or be hunted。

也有第三层的爱和归属感的需求:感情偶尔也会占上风,夫人克莱尔离家出走对下木先生的打击还是蛮大的。这对IQ、EQ都极高的夫妻的关系,并非只有利益交换,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可能更确切,为了更高的目标他们可以牺牲个人其他的感情。下木先生对女记者佐伊的感情应该属于征服感,可以归结到第四层的需求——“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克莱尔是个矛盾的人。她一方面渴望权力,“我要的是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又有善良的一面,某些事情上有自己善恶的标准。一方面在为NGO工作,长期的理想、目标应该是“帮助他人”,应该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心狠手辣,为了自己的成就、名声、地位,只帮助遥远的非洲人民而对下属、同事、邻居不择手段。

下木先生最核心的行为动机是第四层的尊重的需求,特别是外部尊重的需求——个人的能力、成就、名声和地位得到社会的承认。前面几个层次的需求也基本上都是为无休止的追求权力的欲望服务的。

对于第五层的需求,有人可能会问,下木先生努力奋斗的过程,难道不是自我实现?当总统也可能是为了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报效国家?

报效国家?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下木先生啊。在整个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下木先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有明确的、长远的理想或目标——得到权力的目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正相反,他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不断攫取权力的短期目标,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党同伐异;亲情友情、道德、善恶都可以是手中的纸牌,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将第四层的尊重的需求拆分为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的需求,则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概括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需求层次理论是解释动机的重要理论。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是动机,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所组成的,而各种需求间有高低层次与顺序之分,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


下木先生的需求层次都在前四层,而且都是需要通过外部条件的满足而满足的。外部条件有以下特点:

  • 财富、安全感、感情、权力、身份荣誉等等,基本都是可量化、可衡量、可比较的。
  • 稀缺的、零和的(如果不是零和也是增长缓慢的),都是需要与他人去争夺的——“他人即地狱”,所以才会有厚黑、弱肉强食、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尔虞我诈。

外部条件的这些特点也是下木先生奋斗的动力和痛苦的源泉:“There are two kinds of pain. The sort of pain that makes you strong… or useless pain…The sort of pain that’s only suffering”。

第四层的内部尊重需求以及第五层的自我实现需求,都是通过内部因素的满足而满足的。内部因素重点在自身的修炼、自我的感受,而不是与他人进行外部条件的争夺,难以量化、比较,是非零和的、可快速复制的、甚至可以是无限的,是不需要采用争夺外部条件的类似活动就可以得到满足的。有明确的、长远的理想及价值观的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动机应该主要来自内部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纸牌屋》中政客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其需求层次都没有到这个层面。另一部多次获得艾美奖的美剧《生活大爆炸》,几位宅男科学家的需求层次,比较明显的是通过内部因素的满足而满足的。

几位主人公的生理、安全需求基本都能够满足,而且他们对这些方面也没有过高的期望。某些人(Howard、Raj)的爱和归属感的需求,由于自身条件、情商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这时候他们表现出的略显猥琐、变态的言行活动是剧中的主要笑点。其他人对这个层次需求的态度是能够得到基本满足即可,他们不愿意将可以用在更高层次需求上的时间用在这些低层次需求上。引用我司研究院同事的微博:我们“讨论过婚外情、包二奶等,他眉头一拧面部扭曲地说:‘太麻烦了……就这一个还不够?想烦死我啊’?我对老婆说过,我们这种人不是不想当段正淳,但我们更怕费事更怕麻烦更爱清静。” 

几位主人公外部尊重的需求大多数时候也仅仅体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博士”、“宇航员”称呼的自豪感。他们主要的活动是为满足内部因素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这些科学宅们:

  • 快乐、满足、自由:对底层可量化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奢望,不会太看重、比较与他人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而高层需求主要是对自身的挑战,每一点进步都值得庆祝。役物而不是物役,从心所欲,bazinga!
  • “闻过则喜”:欢迎外部学术方面、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建议与批判,因为从自我实现的角度,这些挑战能够帮助提升与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发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有问题,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完善自我(内部因素),而不是找借口、推诿(外部条件)。孔子讲的耳顺应该就是这个境界。
  • 乐于分享,希望周围人能力的提升、周围环境的高水平。愿意帮助他人、分享知识经验,这样才能形成进一步良性互动的环境,最终是有助于自我的提升、发展。营造高水平环境的同时,也是自身价值实现的过程。

2.1.2 人的需求层次

人(基因+载体)的需求/目标/目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章 1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2.1.2.1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GPT-4: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心理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理论。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20世纪40-5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以下是对这一理论的评价:

优点:

  1. 系统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研究人类需求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
  2. 普适性: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共同需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 启发性:该理论强调了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为人们提供了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动力。

缺点:

  1. 过于简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但实际上,人类需求可能更加复杂且多样。
  2. 忽略个体差异:该理论认为所有人的需求层次都相同,但实际上,不同个体的需求可能因性格、文化、教育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3. 静态性:理论假设需求层次是固定的,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可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

总的来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心理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个体差异和环境变化来对该理论进行调整和完善。

《动机与人格》亚伯拉罕·马斯洛

Chapter 07高级需求与低级需求

高级需求是种系发展或进化较晚的产物,是个体发育较晚的产物。对于维持生存而言,越高级的需求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另外,这种需求也就越容易彻底消失。能够分辨清楚自己的需求(也就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成就,尤其是对高级需求而言。

高级需求有更多的前提条件。要实现高级需求,必须有更好的外部条件。

高级需求的满足同时具有生存和发展上的价值。高级需求的满足能引起更好的主观效果,也就是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和内心的丰富感。那些两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的人,通常认为高级需求比低级需求价值更大。他们愿意为高级需求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求上的挫折。

在一定程度上,需求等级越高,自私程度就越低。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同时也最爱人类。高级需求的追求与满足有益于公众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需求等级越高,自私程度就越低。饥饿以自我为中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吃饱。然而,对爱和尊重的需求却必然涉及他人,也涉及他人需求的满足。充分满足了基本需求,从而开始寻找爱和尊重的人(不再限于寻找食物和安全),倾向于发展忠诚、友爱和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伴侣、教师、公务员等。

有限与无限:

低级需求比高级需求更局部化、更切实、更有形也更有限度。饥饿和干渴的躯体感比爱要明显得多,而爱则远比尊重更具躯体性。此外,低级需求的满足远比高级需求更切实有形,更方便观察。我们之所以说低级需求更有限度,是因为它们只需要较少的满足物就能平息。我们只能吃喝这么些东西,而爱、尊重以及认识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

个人的低级、高级需求都可以是无限的,低级需求的满足只能是有限的,而高级需求的满足可以是无限的。

AI可以帮助大多数人能够比较容易的满足低级需求,这样就有条件聚焦在无穷尽的高级需求的满足上。

附:

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激励—保健理论(Herzberg’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第一,不是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就能激励起人们的积极性,只有那些被称为激励因素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第二,不具备保健因素时将引起强烈的不满,但具备时并不一定会调动强烈的积极性;

第三,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核心的,主要是在职工进行工作时发生的。

满意的对立面并不是不满意而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并不是满意而是没有不满意。保健因素不能得到满足,往往会使员工产生不满情绪、消极怠工,甚至引起罢工等对抗行为;但保健因素的改善,却难以使员工变得非常满意,从而真正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但激励因素即使管理层不给予其满意满足,往往也不会因此使员工感到不满意。

2.1.1.4.4 《21世纪进化论》

希瑟·海英 布雷特·韦恩斯坦

第1章 人类生态位

表观遗传(epigenetic)意味着遗传是发生在“基因组之上”的。之所以要说文化位于基因组“之上”,是因为文化塑造了基因组的表达方式。基因描述了构建“身体”的蛋白质和构建过程。而在那些拥有文化的生物当中,文化对“身体”将去向何方、将做些什么有着极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可以说是基因组表达的“调节器”或“调节因子”。分子开关和遗传行为都属于表观遗传,这就意味着,基因表达的分子调节器和文化调节器是由单一的进化规则控制的。

为什么如同分子调节器那样,文化只能作为一种提高适合度的工具而为基因服务呢?关键在于权衡逻辑(logic of trade-offs)。从基因组的角度来看,文化绝不是“免费”的。文化似乎一直在“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基因组本来是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据此,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文化寄生于基因组之上并侵害了基因组。

但是,处于掌控者地位的是基因组。“文化能力”在鸟类和哺乳动物那里就已经普遍存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基因组进化,文化得到阐释、增强和扩展,这一点在人类这个全世界分布最广、生态上最占优势的物种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文化“做”了什么,都不会以损害遗传适合度为代价。相反,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极大地提高了适合度。如果文化没有任何作用,那么被文化改变了表达方式的那些基因要么会灭绝,要么必定会进化成像橡树一样对文化全然免疫的状态。

欧米伽原则

·表观遗传调节器,如文化,更加灵活、适应速度更快。在这个意义上,表观遗传调节器优于基因。

·表观遗传调节器,如文化,其进化是为基因组服务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使用符号Ω(欧米伽),目的是希望唤起大家对另一个符号π的记忆,以此来显示这种关系的“义务性”本质。文化的各种适应性元素与基因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圆的直径与周长一样。

根据欧米伽原则,我们马上可以推导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任何成本高昂且长期存在的文化特征(例如,在某个世系中传承了数千年的那些传统),都应该被视为具有适应性。

第3章 古老的身体,现代的世界

基因和文化等表观遗传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进化以推动基因的进化。如果你问“某一特征到底是由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所塑造”,这种问法也不能说全错,因为答案几乎总是“两者皆有”,或者说,因为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此外,当你真正理解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进化目标之后,你就会明白,与其纠结某个特征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倒不如弄清楚这个特征为什么会出现来得重要。先天与后天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分类方法有很大的破坏性,它干扰了我们去更细致入微地理解“我们是什么”,以及塑造我们的进化的力量是什么。

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当面临创新问题时考虑从事任何特定活动的风险,并建议我们在风险较高时谨慎行事。在系统结果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进行变革的话,预防原则就会建议我们缓慢推进对现有结构的变革。换句话说,你能够做某事,并不代表你应该去做。在这个超新奇世界中,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那么简单。

“切斯特顿栅栏”(Chesterton’s fence):要谨慎对待那些尚未完全了解的系统,不要轻易进行改动。

适应性检验的三要素

如果一个特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那么就可以假定它是一种适应性:

·复杂性。

·变化性,即具有随个体而异的能量成本或物质成本。

·持久性,即在进化过程中持续存在。

载体与基因的关系:

载体通过长期进化形成的模因(文化)是有适应性的,是作为同样进化而来的基因组的工具,发挥着增强基因组适应性的作用——文化(载体)的进化是为基因服务的

2.1.1.5 其他

《未来大历史》大卫 · 克里斯蒂安

第2章 实践中的未来思维

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生物体的行为都好像带着动机与目标,所以它们在乎未来,也想左右未来。

遗传学家保罗 · 纳斯(Paul Nurse)曾写道:“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是定义了生命的一大属性。”为了生存,生物体会抗争,它们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让人刮目相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行为难以预测。熵可能会带来瓦解,而生物体就要为此抗争下去。这让它们与未来的关系剑拔弩张,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非生物体与未来的相遇是被动的,但生物体似乎会带着自己的好恶与目的主动面向未来。

现代科学并没有在作为整体存在的宇宙中发现什么潜在的目的性。所以,为何宇宙不带有目的性,但宇宙中却诞生了行动起来像是带着目的性的主体呢?

生物体的目的性显而易见,它来自一种盲目的、毫无目的的机制,并由此得以延续。查尔斯 · 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而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解释。正如哲学家丹尼尔 · 丹尼特(Daniel Dennet )所言:“自然选择所带来的演化……毫无远见可言……但它渐渐打造出了富有远见的个体。”自然选择给生物体配备了各式生存窍门,也把它们打造成为这些窍门的用户。生物体会自我复制。因此,如果某个特定的有机体可以代代延续,它原先的结构、那些让它得以存活一段时间的技能都会在复制中被保留下来。这也是为何对所有的生物体而言,它们都表现出两大根本目标——生存与繁衍。自然选择的真正美丽之处在于这种复制的过程并不完美,而不完美带来了些许变化。其中的某些变化或许为生存带来了新的方法。几十亿代以来,生物不断通过适应提高生存机会,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繁衍后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然选择赋予了生物体如此包罗万象而又灵活变通的窍门大全。也正因为这样的馈赠,生物体得以应对不同环境中的未来不确定性。

这些生存技巧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生存的目的本身。我们找不到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似乎不太关心的生物。我们所见到的生物之所以可以存在于今天,是因为它们的祖先用行动表示自己真的想要活下去,真的想要留下后代——哪怕未来笼罩在黑暗中,其间不断会有东西冒出来偷偷搞破坏,这些生物还是达成目标了。超过40亿年的自然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生物体在思考与应对未来时都是如此富有创造力。

总而言之,在面对未来时,生物体处于其独特的参照系当中。首先,它们是复杂实体,一直有解体的危险。其次,生物体的行为似乎具有目的,就像它们关心未来似的:它们带着创造力积极寻找自己可以在其中生存、繁衍,或许甚至可以繁荣昌盛的未来形态。对于生物体而言,未来之地鲜有确定之处,万事皆有风险,而你必须伺机而动。但你并非完全无能为力。生态学家卡尔 · 萨菲纳(Carl Saf na)曾对飞鱼身处的危险世界有过精彩的描写,如他写的那样:“无论是对于飞鱼还是对鸟儿来说,每一方所有的成功都是暂时的。然而,暂时的成功便是全部的意义。”

《大图景:论生命的起源、意义和宇宙本身》

第44章 选择的自由

相容论(compatibilism):确定性的(或者至少是客观的)底层科学描述与有关选择和意愿的宏观语汇相容。

20世纪80年代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Benjamin Libet)在被试者打算移动他们的手时测量了他们的大脑活动的实验。利贝的结果似乎表明,在被试者的意识觉察到他们的决定之前,在大脑活动中就已经有脉冲泄漏了天机。说得夸张一些,大脑的某些部分似乎在人们觉察到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们的大脑是个混乱的地方,有很多微小的子系统在意识表面之下暗流涌动,只会偶尔浮上水面获得意识的注意。毫无疑问,我们有时会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管是上班时开车打方向盘还是睡觉时翻来覆去。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存在其他决定,诸如决定写不写书或者是不是在写的书里讨论向上归因,它们本质上是有意识的决定。我们的大脑到底以什么特定的方法完成工作,这里有许多具体而引人入胜的问题值得探讨,但这些问题都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们都是基本粒子的集合,它们根据核心理论的法则相互作用。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自己描述为正在作出选择的人类。

粒子遵循物理法则,加上有关人们作出选择的宏观描述。

绝大部分人的确能够维持某个程度上的选择意愿和自主性,更不要说他们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会让他们未来的行动实际上无法预测。当然也有灰色地带——甚至在考虑脑部肿瘤和明显的脑部损伤之前,我们就能看到药物成瘾这个明显的例子,其中选择意愿可能会被削弱。

《千脑智能》杰夫 · 霍金斯

第13章 人类智能存在的风险

基因一无所知。成为基因并不会令它们感到喜悦,当它们无法复制时也不会感到痛苦。它们只是能够进行复制的复杂分子而已。

第16章 阻止人类灭绝的3种方法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扩展和保存人类的基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扩展和保存人类的知识。但我想特别说明的是,知识比基因更重要。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使得保护和传播知识比保护和传播基因更值得追求。

基因只是会自我复制的分子。随着基因的进化,它们并没有朝着任何特定的方向发展。一个基因在本质上也不会比另一个基因更好,就像一个分子在本质上不会比任何其他分子更好一样。有些基因可能更擅长复制,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哪些基因更擅长复制也会发生变化。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没有整体方向,基于基因的生命没有方向或目标。生命可能以病毒、单细胞细菌或一棵树的形式出现。但除了复制能力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一种生命形式比另一种更好。

知识就不同了。知识既有方向,也有最终目标。关于重力的知识可以从没有知识,到牛顿的知识,再到爱因斯坦的知识,但它不能向相反方向发展。一个由基因驱动的未来几乎没有方向,只有短期目标:保持健康,繁衍后代,享受生活。一个为知识的最佳利益而设计的未来既有方向又有最终目标。

《你以为的人生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吗?》朱利安 · 巴吉尼

引言

“对于意义的追寻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

结论 巨蟒剧团的生命意义

我们明白幸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又坦然接受幸福不是一切,这么做会让我们更容易地接受快乐与悲伤。我们要学会欣赏生命的乐趣,而不至于变成欲望的奴隶。我们能够看到成功的价值,但不要给成功下一个狭隘的定义。除了那些明显的成功的象征,我们还能够欣赏自我的人生规划。我们明白把握时间的价值,却不用拼命争抢无法抓住的时刻。我们可以体会帮助他人过有意义的人生的快乐,而不会觉得利他主义就是要索取我们的一切。最后,我们能够认识到爱的价值,爱可能是使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最强大动因。

《贪婪的多巴胺》丹尼尔 · 利伯曼

第2章 毒品

什么在掌控你的大脑?

每个人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做出这个选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总是基于某个原因去做某件事。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为了另一件事,可问题在于,这种问题是没有穷尽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审视我们所做的一切,想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终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件我们追求的事只为了它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事?他认为在每一串“为什么”的终点都是同一件事,它的名字叫幸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获得幸福。这一结论很难反驳。我们甚至可以快乐地承受痛苦,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缘由的话。幸福是引导我们人生旅程的北极星。当面对一系列的选项时,我们都会选择一个能带来最大幸福的选项。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的大脑不是这样连接的。我们只是偶尔才会冷静下来理性地考虑我们做出的选择,权衡不同的选项。我们总是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但直接做我们想做的就容易多了,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下一个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那我们想要什么?”答案取决于你问谁:一个人可能想变得富有,另一个人可能想成为一个好父亲。答案也取决于你什么时候问。晚上7点的答案可能是“吃晚饭”,而早上7点的答案可能是“再睡10分钟”。有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彼此冲突,不能同时拥有。大多数人看到甜甜圈都想吃,但大多数人看到甜甜圈又都不想吃。

欲望始于大脑中一个在进化上早就存在的区域,称为腹侧被盖区。这一区域是多巴胺两个主要的产生区域之一。生长在那里的细胞长着长长的尾巴,穿过大脑到达伏隔核。这些长尾巴的细胞被激活时,会将多巴胺释放到伏隔核中,让我们产生做某事的动力。这个回路叫作中脑边缘通路,但我们通常更直白地称之为“多巴胺欲望回路”。从广义上讲,说一件事物是“重要的”,差不多就等于说它与多巴胺有关。为什么?因为多巴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作为一个预警系统,提醒我们留意任何能帮助我们生存的事物。当一件有利于我们持久生存的东西出现时,不必去多想,多巴胺会让我们现在就得到它,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或者现在是否需要它。

多巴胺的反应不是针对奖赏,而是针对奖赏预测误差,即实际奖赏减去预期奖赏。多巴胺系统进化出来的目的,是激励我们生存和繁殖。

第4章天才与疯子

有创造力的人,如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数学家,有时也会像精神疾病患者一样,体验到他们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创造性思维要求人们放弃对世界的传统解释,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打破对现实的先入为主的模型。

《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大卫 · 贝纳塔

第1章 引论 人生大问题 第2章 意义 对问题的理解

从宇宙角度看,生命没有意义。我们的生命可以对彼此有意义(第2章),但并没有更广阔的本旨和目的(第3章)。在这个对我们完全漠然的茫茫宇宙中,我们是渺无意味的微尘。我们的生命能够具备的有限意义是短暂而不持久的。

为了应对生命的宇宙性意义阙如(cosmic meaninglessness)以及生命之低质量,有些人可能不禁觉得,我们必须否定另一个流行看法——死是坏事。……死不是对生命之困苦的(无代价)解决方案,而是我们存在之钳的另一条钳口。死无助于抵御我们的宇宙性意义阙如,也通常会(尽管不是一定会)减损我们能获得的有限的意义。而且,死虽然使我们从苦痛中解脱,因而在某些时候成了最不坏的结局,但即使在这些时候,死仍是严重的坏事。这是因为解脱的代价是一个人的毁灭。

生命要被赋予一个意义,因为很显然,生命没有意义。——亨利·米勒,《心之智慧》

就特定生命而言,它可能从某些角度看有意义,从另一些角度看没有意义。如果不能认识并区分不同种类的意义,我们就可能认为某种意义的有无能代表其他种类意义的有无。

区分开以下两者是有益的:(a)感知到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意义”;与(b)实际的意义,可以称之为“客观意义”。隐含在这个区分中的是这样一点:客观意义是真正的意义,主观意义则仅仅是意义的表象。

角度越有限,有意义的一生就越可得。(角度:个人的、社群的、人类的、宇宙的,这些不同角度的意义都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

2.1.1.4.3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丹尼特(1995)

第三部分 心灵、意义、数学与道德

第14章 意义的演化

1 追寻真正的意义

约翰·杜威(Dewey, 1910, p. 34):仅仅从运动物质的再分配的角度来说明宇宙的任何做法都不完整,不管它达到了多么真实的程度,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运动物质及其再分配的特性在于以累积的方式达到目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价值世界。否认这一点,你就会否认演化论;承认这一点,你就会在目的这个术语唯一客观的,就是唯一可理解的意义上承认它。我并不是说,除了这个机制之外还有其他的理想原因或因素介入。我只是坚持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个机制的特征——它就是这样产生并维持各式各样的善的。

我们的意义就像制造品状态的意义一样依赖于功能,因而一样是派生的,一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有些哲学家无法容忍这种观念,因为它没能让意义具有正规的原因作用(causal role)。我们在前文的一个具体问题中见到过这种观点,它担心心灵仅仅是效果,而不是起始的原因。如果意义是由支持一定功能作用的选择性力量所确定的,那么在某种含义上,意义似乎就不过是在回溯中归结出来的:某个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它所拥有的一个内在属性,自诞生时起就能对世界有所影响;这个事物的意义顶多是一种回溯性加冕,只有对后续效果加以分析才能确保它的存在。

4 通往未来的安全通道

这个机器人仍将只展现出派生的意向性,因为它只是一个制造品,是为了服务你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把这种立场称作“主顾中心主义”。如果你还想坚持这种主顾中心主义,那就应该准备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你自己从来没有享有过任何具有原初意向性的状态,因为你只是一台生存机器,你的设计目的是保存你的基因,直到它们能够复制自己。我们的意向性终归来自我们自私的基因的意向性。它们才是无意的意义赋予者(Unmeant Meaner),而不是我们!

已知有一种足够精致的制造品——某种跟上面这些想象中的机器人同属一类的东西——能够展现出真实的意向性,因为它充分实现了对周边环境的功能性融入,也具有高超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控制能力。它像你一样,多亏了一个以创造生存机器为目标的规划才会存在,但它也像你一样,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已经成为一个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场所,这不靠任何奇迹,而只靠面对自己“一生”中的种种难题,并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些世界摆在它面前的、事关存亡的难题。更为简单的生存机器——比如说设施/植物——永远无法达到你的机器人凭借其复杂性所达到的那种重新定义自我的高度;单单把这些更简单的生存机器看作承载着昏迷居民的生存机器,就可以毫无遗漏地解释它们的所有行为模式。

这样一个机器人会在它的世界中发现意义,会在同他者的交流中开掘这种意义,要承认这种意义就像你所享有的意义一样真实。你的自私的基因就可以被看作你意向性的初始来源——因此也是你所能沉思或想出的每一种意义的初始来源——尽管此后你可以超越你的基因,可以利用你的经验,特别是你所吸收的文化,在你的基因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或“超越性的”)意义场所。

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人,认为我自己是意义的来源,是判定什么东西重要、为什么重要的仲裁者;而另一方面,我同时也是智人这个物种的一员,是几十亿年的非奇迹研发过程的产物,我们所享有的特征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这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意向性并不会因为它们是数百万年来无心灵的算法研发的后果,而非来自高处的赠予,就不再那么真实

2.1.1.4.2 《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基思 E. 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

第1章 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

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复制子只“关心”复制。进化并不会竭力谋求对载体而言最好的结果,而是建立能帮助复制子复制的适应器。

图1-2 人类目标结构的逻辑

哲学家阿兰·吉巴德(1990):“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区分人类目标跟自然选择“设计”人类时拟定的达尔文式代理人目标……达尔文式进化代理人的神圣目标,现在看来,就是个人基因的复制。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成为个人目标,但是在生物界,看起来好像有人相当聪明地为每个生命体设计了那样的目的……一个人的进化目的解释了他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具有的倾向,不过,他的目标跟这种代理人目的不一样。我的进化目的,我自身基因的复制,对于我的欲望或我尝试获取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没有直接影响……一个类似的结论就是,要是我以前知道,自己是某个神为了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未必就是我的。”(28-29)

人类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

第8章 不再神秘的灵魂: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丹尼特(1995)《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意义并不格外高尚,并非来自高处;它从下面渗透进来,从最初盲目而毫无意义的算法式过程的发展中逐渐获得了意义和智能。”

或许,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感受性),朝向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自主和独特个体的评估活动——将使我们受益匪浅。当我们从事下列活动时,其实就是在创造意义:努力执行二阶评估;努力实现我们偏好层级中的理性整合;尝试实现我们不同一阶偏好的一致;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符号意义表现出警觉;看重作为载体的我们具有的价值,而不是让自发式系统中的遗传倾向在一个变化中的技术环境里牺牲我们的利益。所有这些活动都界定了人类的独特性:他们获得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以一种地球生命行为中的独特方式——理性的自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