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5 最顶端的目标来自自然选择,情绪是给大脑确立最高级别目标的机制

《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史蒂芬·平克
06心智能力3:情感
情感源于进化

智能是遇到障碍仍能继续追寻目标。如果没有目标,智能的概念就毫无意义。
但最顶端的目标来自哪里,那个其余部分的程序都试图获得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对有机体来说则是来自自然选择。大脑努力地将它的主人置于促使其祖先繁殖的同样的环境中去。(大脑的目标不是自身的繁殖;动物并不知道生命的事实,而知道生命事实的人类则愉快地用避孕的方式颠覆了这一目标。)预设在智人这个解决问题的社会种群中的目标不仅仅是“4个F”(神经科学家保罗·迈克·利恩Paul Mac Lean的著名但却不正确的三脑一体理论,底层是基底节或爬虫类脑驱动4个F:Feeding、Fighting、Fleeing和Fuck),其目标清单的顶端是了解环境和确保与他人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具有情感的原因。动物不能同时追寻所有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饿又渴,它不会站在浆果丛和湖之间的中间位置,这个动物一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将身体付诸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必须与实现它们的最佳时刻相匹配。情绪是给大脑确立最高级别目标的机制。一种情绪一旦在恰当的时刻被引发,就会引出大量的子目标和再下一级的子目标,我们将其称为思考和行动。由于这些目标和手段被编织成了一个嵌套了多重子目标网状控制结构,所以思考和感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限,思考也并不必然先于感觉或反之(尽管心理学界对孰先孰后争论了一个世纪)。例如,恐惧是由一种迫在眉睫的伤害信号所引发的,如捕猎者、悬崖或一个口头威胁。它导致了逃跑、克服或改变危险的短期目标,并将此目标优先考虑,令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它还引发了未来避免险境和记住我们从中获得教训的长远目标,这是由我们所感受到的压力解除状态引发出来的。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相信,机器人要想做到自由行动(相对于那些拴在装配线上的机器人而言),就需要被设计加入一些类似情绪的程序,使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而这些机器人是否会感知到这些情绪则是另一个问题。
恐惧还触发了一个使我们的身体准备好行动的按钮,它被称之为“战斗或逃走”反应。每种情绪都会调动人的心智和身体,来应对认知生态中生存和繁衍的某个挑战。其中有一些挑战是以有形的方式提出的,情绪的应对也采取了明确的方式,如恶心、恐惧和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另一些挑战则是由人造成的。对付人的挑战,人们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情绪通过进化来应对其他人的情绪。


幸福跑步机

追求幸福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将其列入不言自明的真理之列。杰里米·边沁(Jercemy Bentham)写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是道德的基础。每个人都想快乐几乎是被循环论证过的废话,但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问题:人们奋力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起初,幸福对于生物合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使得我们所演化环境合理的状态)来说似乎是锦上添花。当我们健康、衣食无忧、舒适、安全、运气好、博学、受人尊重、有人相伴和被爱时,我们会更幸福。另一方面,这些奋力争取的目标有助于繁衍。幸福的功能将是开动脑筋寻求达尔文式适应的密钥。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我们为这些会令我们幸福的东西而努力;当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保持现状。
问题是,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值得人们去努力奋斗呢?冰川期的人们如果因为缺少野营火炉、青霉素和来福猎枪,或是为这些东西而不是为一个更好的洞穴和长矛努力奋斗的话,那他们就是在浪费光阴。即使对于现代的原始觅食人群而言,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会有差异很大的生活标准。若能避免好高骛远,追求幸福应当根据当前环境中通过合理努力所能获得的回报而加以相应的调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就是能够被合理获得的呢?一个良好的信息来源就是看他人已经得到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得到,那么或许你也能得到。古往今来,许多致力于研究人类处境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一项人间悲剧:当人们觉得自己比邻居更好时,他们就会觉得快乐;当觉得自己不如邻居时,就感觉不快乐。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幸福,名词。一种缘于注视他人痛苦而产生的愉悦感受。”
关于目标可实现性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你现在的幸福程度。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实现的(根据定义),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演化理论预测,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当超过他所掌握的,但不会超过太多。这就有了关于幸福的第二个悲剧:人们适应环境(无论好坏)的方式,就像他们的眼睛适应阳光或黑暗的方式一样。中立地看,改进就是幸福,丧失就是悲惨。一位同事:“有时我希望自己还年轻,然后我就记起来年轻时同样也没什么好的。”迈尔斯和蒂耶纳指出,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令你觉得悲惨,但拥有它并不保证幸福。
幸福的悲剧还有第三种表现:负面情绪(恐惧、悲伤、焦虑等)的数量通常是正面情绪的两倍,损失比相同程度的获得能被更敏锐地感觉到。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实验显示,人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来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更甚于改善一个确定的获得,这体现在人们的情绪在想象一项损失(例如,在课程成绩上或与异性的关系上)时跌落的幅度,要比想象一个等价收获时情绪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学家蒂莫西·凯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显示着资源在提升身体健康方面的效果。随着情况变好,健康程度的提升显示出回报递减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顶多只是好到某一点。但随着情况变糟,健康程度的下降会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话,你就会死。让情况变得无限糟糕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感染、饿死、被吃掉、坠落等),却没有很多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情况。这使得可能的损失比可能的收获更值得关注;令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要比令我们高兴的事情更多。
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早期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将人类描述为处在一个“幸福跑步机”上,福利的改进在长期上并没有令我们更加快乐。确实,对幸福的研究听起来往往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布道。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权的、强壮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一研究结果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因为他们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说明单个个体,况且原因和结果很难被分开:结婚可能会使你快乐,但快乐可能会使你结婚并维持婚姻状态。但坎贝尔在总结这项研究时总结了几千年来充满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状况:“对幸福的直接追逐会导致不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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