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
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复制子只“关心”复制。进化并不会竭力谋求对载体而言最好的结果，而是建立能帮助复制子复制的适应器。
图1-2 人类目标结构的逻辑
哲学家阿兰·吉巴德（1990）：“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区分人类目标跟自然选择“设计”人类时拟定的达尔文式代理人目标……达尔文式进化代理人的神圣目标，现在看来，就是个人基因的复制。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成为个人目标，但是在生物界，看起来好像有人相当聪明地为每个生命体设计了那样的目的……一个人的进化目的解释了他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具有的倾向，不过，他的目标跟这种代理人目的不一样。我的进化目的，我自身基因的复制，对于我的欲望或我尝试获取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没有直接影响……一个类似的结论就是，要是我以前知道，自己是某个神为了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未必就是我的。”（28-29）
人类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
第8章 不再神秘的灵魂：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丹尼特（1995）《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意义并不格外高尚，并非来自高处；它从下面渗透进来，从最初盲目而毫无意义的算法式过程的发展中逐渐获得了意义和智能。”
或许，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感受性），朝向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自主和独特个体的评估活动——将使我们受益匪浅。当我们从事下列活动时，其实就是在创造意义：努力执行二阶评估；努力实现我们偏好层级中的理性整合；尝试实现我们不同一阶偏好的一致；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符号意义表现出警觉；看重作为载体的我们具有的价值，而不是让自发式系统中的遗传倾向在一个变化中的技术环境里牺牲我们的利益。所有这些活动都界定了人类的独特性：他们获得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以一种地球生命行为中的独特方式——理性的自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