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4.3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丹尼特(1995)

第三部分 心灵、意义、数学与道德

第14章 意义的演化

1 追寻真正的意义

约翰·杜威(Dewey, 1910, p. 34):仅仅从运动物质的再分配的角度来说明宇宙的任何做法都不完整,不管它达到了多么真实的程度,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运动物质及其再分配的特性在于以累积的方式达到目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价值世界。否认这一点,你就会否认演化论;承认这一点,你就会在目的这个术语唯一客观的,就是唯一可理解的意义上承认它。我并不是说,除了这个机制之外还有其他的理想原因或因素介入。我只是坚持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个机制的特征——它就是这样产生并维持各式各样的善的。

我们的意义就像制造品状态的意义一样依赖于功能,因而一样是派生的,一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有些哲学家无法容忍这种观念,因为它没能让意义具有正规的原因作用(causal role)。我们在前文的一个具体问题中见到过这种观点,它担心心灵仅仅是效果,而不是起始的原因。如果意义是由支持一定功能作用的选择性力量所确定的,那么在某种含义上,意义似乎就不过是在回溯中归结出来的:某个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它所拥有的一个内在属性,自诞生时起就能对世界有所影响;这个事物的意义顶多是一种回溯性加冕,只有对后续效果加以分析才能确保它的存在。

4 通往未来的安全通道

这个机器人仍将只展现出派生的意向性,因为它只是一个制造品,是为了服务你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把这种立场称作“主顾中心主义”。如果你还想坚持这种主顾中心主义,那就应该准备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你自己从来没有享有过任何具有原初意向性的状态,因为你只是一台生存机器,你的设计目的是保存你的基因,直到它们能够复制自己。我们的意向性终归来自我们自私的基因的意向性。它们才是无意的意义赋予者(Unmeant Meaner),而不是我们!

已知有一种足够精致的制造品——某种跟上面这些想象中的机器人同属一类的东西——能够展现出真实的意向性,因为它充分实现了对周边环境的功能性融入,也具有高超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控制能力。它像你一样,多亏了一个以创造生存机器为目标的规划才会存在,但它也像你一样,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已经成为一个自我控制、自我决定的场所,这不靠任何奇迹,而只靠面对自己“一生”中的种种难题,并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些世界摆在它面前的、事关存亡的难题。更为简单的生存机器——比如说设施/植物——永远无法达到你的机器人凭借其复杂性所达到的那种重新定义自我的高度;单单把这些更简单的生存机器看作承载着昏迷居民的生存机器,就可以毫无遗漏地解释它们的所有行为模式。

这样一个机器人会在它的世界中发现意义,会在同他者的交流中开掘这种意义,要承认这种意义就像你所享有的意义一样真实。你的自私的基因就可以被看作你意向性的初始来源——因此也是你所能沉思或想出的每一种意义的初始来源——尽管此后你可以超越你的基因,可以利用你的经验,特别是你所吸收的文化,在你的基因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或“超越性的”)意义场所。

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人,认为我自己是意义的来源,是判定什么东西重要、为什么重要的仲裁者;而另一方面,我同时也是智人这个物种的一员,是几十亿年的非奇迹研发过程的产物,我们所享有的特征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这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意向性并不会因为它们是数百万年来无心灵的算法研发的后果,而非来自高处的赠予,就不再那么真实

2.1.1.4.2 《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基思 E. 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

第1章 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

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复制子只“关心”复制。进化并不会竭力谋求对载体而言最好的结果,而是建立能帮助复制子复制的适应器。

图1-2 人类目标结构的逻辑

哲学家阿兰·吉巴德(1990):“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区分人类目标跟自然选择“设计”人类时拟定的达尔文式代理人目标……达尔文式进化代理人的神圣目标,现在看来,就是个人基因的复制。就我所知,这并没有成为个人目标,但是在生物界,看起来好像有人相当聪明地为每个生命体设计了那样的目的……一个人的进化目的解释了他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具有的倾向,不过,他的目标跟这种代理人目的不一样。我的进化目的,我自身基因的复制,对于我的欲望或我尝试获取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没有直接影响……一个类似的结论就是,要是我以前知道,自己是某个神为了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未必就是我的。”(28-29)

人类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

第8章 不再神秘的灵魂: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丹尼特(1995)《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意义并不格外高尚,并非来自高处;它从下面渗透进来,从最初盲目而毫无意义的算法式过程的发展中逐渐获得了意义和智能。”

或许,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感受性),朝向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自主和独特个体的评估活动——将使我们受益匪浅。当我们从事下列活动时,其实就是在创造意义:努力执行二阶评估;努力实现我们偏好层级中的理性整合;尝试实现我们不同一阶偏好的一致;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符号意义表现出警觉;看重作为载体的我们具有的价值,而不是让自发式系统中的遗传倾向在一个变化中的技术环境里牺牲我们的利益。所有这些活动都界定了人类的独特性:他们获得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以一种地球生命行为中的独特方式——理性的自我决定。

2.1.1.4 基因与载体

2.1.1.4.1 《自私的基因》

第1章 为什么会有人呢?

生命有意义吗?人生目的何在?人是什么?我们在面对这些深刻的问题时,无须再求助于怪力乱神。著名动物学家辛普森(G.G.Simpson)在提出上面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曾这样说过:“现在我要讲明的一点是,1859年之前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我们将其全部置于脑后,我们的境遇会更好些。”【尾注】亨利·福特:“历史或多或少都是废话”。当你真正开始回想前达尔文时代对诸如“人是什么?”“生命有意义吗?”“人生目的何在?”等问题的答案时,你所能想到的任何一个答案,除开其本身(一定的)历史价值以外,不都是一文不值吗?有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而所有1859年之前对此类问题的答案都属此列。

第3章 不朽的双螺旋

然选择有利于能熟练地制造生存机器的复制因子,即能娴熟地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在这方面,复制因子和过去一样是没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相互竞争的分子之间那种凭借各自的寿命、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的能力来进行的自动选择,像在遥远的时代一样,仍在盲目地、不可避免地继续。基因没有先见之明,它们事先并不进行筹划。

第4章 基因机器

生存机器的行为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明显的目的性。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生存机器似乎能够深思熟虑去帮助动物的基因生存下去(尽管事实的确是这样),还有生存机器的行为和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更为类似这一事实。我们看到动物在“寻找”食物、配偶或迷途的孩子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动物在那时的感受和我们自己在寻找时所体验到的某些感受一样。这些感受可能包括对某个对象的“欲望”,对这个向往的对象形成的“心象”以及存在于心中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出于自身的体验都了解到这一事实:现代生存机器之中至少有一种已经通过进化的历程,使这个目的性逐渐取得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特性。

第6章 基因种族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基因似乎具有自觉的目的,同时我们又有把握在必要时把我们使用的过分通俗的语言还原成正规的术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从根本上说,它采用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它所寄居的个体编制它们能够赖以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

第11章 觅母:新的复制因子

我们自觉的预见能力——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能够防止自己纵容盲目的复制因子干出那些最坏的、过分的自私行为。我们至少已经具备了精神上的力量去照顾我们的长期自私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自私利益。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如何审慎地培植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因子的暴政。

第15章 对于完美化的制约

如果适应性是由上帝设计的,他可能是为了让动物个体受益(它的存活或是广义适合度,当然这两者不是一码事)而进行设计的,也可能是为了让物种受益,甚至让其他物种,比如让人类受益(有神论者常见的观点),还可能是为了让“大自然的平衡”受益,或是其他某些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神秘莫测的目的。以上这些目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互为替代关系的。所以适应性究竟对谁有益,这真的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